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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杠杆炒股宋鹤庚在湖南都督府担任第三科科长

1952年时，湖南省湘乡县人民法庭以一贯危害人民罪和反革命罪判处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元老、原国军上将宋鹤庚死刑并立即执行。

宋鹤庚到死都没想明白，为何他在解放湖南时自掏腰包购买武器让侄子宋敏之招兵买马投奔地下党武装力量，为解放湖南做出一定贡献，还要被枪决。

宋鹤庚于1883年出生在湖南湘乡，年轻时的宋鹤庚怀揣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和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踏上了革命征程。

1902年，宋鹤庚考入湖南陆军学堂，后又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期间，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结识，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自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紧紧相连。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宋鹤庚接到孙中山指示，回到国内投身革命，跑到了最前线汉阳，帮助黄兴抵抗清军。

清朝覆灭后，宋鹤庚在湖南都督府担任第三科科长，后又调任铁道守备团营长。在讨袁战争中，他率部英勇作战，虽战斗失利，部队被袁世凯缴械，但他的革命意志并未被摧毁。

1916年，蛰伏三年的宋鹤庚再次复出，出任湘军第一师团长，不久后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升任旅长。1920年，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宋鹤庚表现出色，成为谭延闿部的中坚力量，担任湘军第一师师长。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湖北军阀王占元通电反对。宋鹤庚临危受命，出任援鄂自治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进军湖北，与北洋军阀王占元、吴佩孚展开激战。他身先士卒，带领将士们冲锋陷阵，虽因寡不敌众退回湖南，但这场战役也让他在军界声名远扬。

1923年，宋鹤庚随谭延闿入粤投奔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重要职务。他奉孙中山之命，率领部队到南雄平叛，后又前往东江进剿陈炯明部，为维护革命政权立下赫赫战功。

1924年，宋鹤庚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次年在赣江遭遇方本仁部的袭击，损失惨重。经此一役，他深感军阀纷争的残酷与无奈，开始厌倦了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于是毅然辞职，将部队交给谭延闿，回到老家闲居，结束了他早期的革命军事生涯。

离开军界后的宋鹤庚，开始涉足政界。先是1927年时，宋鹤庚为了在政界立足，主动拜谒蒋介石，被任命为两广宣慰使，在两广地区为蒋介石宣传防共思想。

1928年时，宋鹤庚又在老上司谭延闿的举荐下，出任湖南省建设厅厅长，负责湖南第一纺纱厂、甩口山矿务局等企业。在任职期间，他将亲信陈德华安插在建设厅担任会计，以防止中共领导工人暴动。

然而，这段从政经历并不顺遂，1930年，桂系部队进攻长沙，紧接着红军部队也围攻长沙，宋鹤庚被迫前往汉口、南京等地，向何应钦等人求援，疲于应对各方纷争。

1931年时，宋鹤庚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虽获上将衔，却无实权，这让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于是毅然辞掉所有职务，从此过上了游山玩水、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彻底远离了国民党军政界的喧嚣与纷争。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全国解放的曙光已然显现。在湘乡解放前夕，宋鹤庚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革趋势，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抉择，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他拿出自己多年私藏的枪支，自掏腰包授意侄子宋敏之招兵买马，去投奔了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这一行动充分彰显了宋鹤庚对中共的信任与支持，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他希望能为家乡的解放和新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国内局势却依然严峻复杂。国民党残余势力、特务、土匪、恶霸以及反动会道门等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仍在暗中进行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旨在坚决打击一切反革命活动，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这场运动犹如一场疾风暴雨，席卷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此时的宋鹤庚，正居住在上海女儿家中，享受着难得的平静时光。1950年，镇反的浪潮却波及到了他。由于过去在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过重要职务，尽管他在解放前夕曾积极支持中共，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严峻的形势，还是让他成为了被审查的对象。

在上海游玩的宋鹤庚先是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随后被押解回他的家乡湖南湘乡县。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让他陷入了命运的巨大漩涡之中，等待他的将是未知的审判和命运的裁决。

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对宋鹤庚做出了最终的判决，以“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他死刑，且立即执行。这一判决结果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为宋鹤庚的人生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从当时的判定依据来看，宋鹤庚在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过的一系列重要职务，成为了给他定罪的关键因素。

在镇反运动的大背景下，凡是与旧政权有较深关联的人员，都可能成为审查和打击的对象。宋鹤庚曾担任国军的师长、军长等军职，在新政权眼中，这些军队在过去的内战中，与人民解放军为敌，给人民带来了伤害和痛苦，因此被视为“匪军”。

宋鹤庚在湖南省建设厅厅长任内的一些举措，也被认为是维护旧秩序、不利于人民的行为，比如他安插亲信防止工人暴动这一行为，在新的社会观念和政治环境下，被解读为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对革命的反抗。

然而，这一定罪也存在诸多争议点。首先，宋鹤庚在解放前夕积极支持中共的行为被忽视。他拿出私藏枪支，并自掏腰包招兵买马，授意侄子宋敏之组织人手投奔中共地下武装，这一行动足以证明他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是有积极意义的投诚行为。但在当时的审判中，这一关键情节似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考量，没有被作为从轻或免罪的依据。

其次，所谓“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的罪名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撑。宋鹤庚虽然在国民党任职多年，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有直接危害人民、积极反抗革命的行为。他在民主革命的北伐战争中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立下战功，后来因对国民党失望而主动脱离军界和政界，这些经历都显示出他并非是一个坚定的反革命分子。

最后，审判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和主观性也不容忽视。在镇反运动的紧张氛围下，一些审判可能受到当时形势和情绪的影响，未能全面、客观、公正地审查宋鹤庚的案件，导致了误判的发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对曾经的过往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审视和反思。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对宋鹤庚案展开了全面复查，这一复查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复查结果认定，宋鹤庚早年投身民主革命，为中国民主革命做过一定贡献，虽然在1927年到1930年时，他短暂跟随蒋介石，但后来因看不惯国民政府的行为而辞职归隐，并没有做过实际危害人民和国家的事情，而且在解放前夕拿出私藏枪支并授意侄子宋敏之组织人马投奔中共地下武装的行为，是对人民有益的行为和对革命事业的积极贡献。

所以基于此，宋鹤庚被重新认定为“投诚起义人员”，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1952年湘乡县人民法庭对他的原判，为他恢复了辛亥革命人士、投诚起义人员的名誉和荣誉，按投诚起义人员待遇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