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友们，听我一言！我刚看完一本让我彻夜难眠的小说，每个情节都紧张刺激，角色一个个鲜活得像是你身边的朋友。它带来的阅读体验绝对不止是打发时间那么简单，而是一场深度的心灵之旅。不看这本书，真的会错过很多精彩！赶快加入我，一起沉浸在这个非凡的世界中吧！
《赫本传》 作者：张放
天使降临人间
1929年5月4日，布鲁塞尔风和日丽，此时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在一所豪华的房子里，一声婴儿的啼哭宣告一个新生命的降临，这个新生命就是奥黛丽·赫本。
奥黛丽出生时，运气还不错，那时她家非常富裕。她的父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她的母亲大有来头，是一位拥有荷兰王室直系血统的贵族，名叫艾拉·范·赫姆斯特拉。
艾拉的父亲名叫阿诺德·扬·阿道夫·范·希姆斯，是个伯爵，时任荷兰驻圭亚那总督；母亲是埃贝格·威廉明娜·韩丽塔·范·艾贝斯克，也是一位贵族。在当时，女儿继承父亲的贵族头衔是一个习俗，她遵从了这一习俗，因此艾拉的名字前面还应冠以“男爵”的称谓。
由于生在贵族家庭，艾拉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她家不仅在乡下有别墅，在城里也有房子，甚至还有夏天专用的小木屋。儿时的艾拉，从来不缺使唤的仆人。因此，艾拉有着地道的贵族气质。她五官端正，头发乌黑发亮，皮肤白皙，笑起来端庄典雅。
19岁的时候，她完成了上流社会的教育，这种教育包括歌唱和戏剧表演。她在这些表演中表现出色，甚至一度想做歌剧演员。但因为父亲的反对，她只好放弃了这个梦想。但在当时，当地社交界许多权贵对她在宴会上的歌声、敏捷的反应以及展现出的风情印象深刻。
快满20岁的时候，艾拉迎来人生的第一段婚姻。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她和亨德里克·格斯塔夫·阿道夫·夸尔斯·伍弗德喜结连理。那时，她正在巴达维亚拜访亲戚。
伍弗德的母亲是荷兰和法国贵族后裔，按理说，这桩婚姻是值得艳羡的。但世事难料，1925年初，他们却在荷兰阿纳姆登记离了婚，谁也不知道离婚的原因。离婚之后，伍弗德去了旧金山，并在那里找到了新工作，然后又结了婚。艾拉和伍弗德有两个孩子，长子名叫阿诺德·罗伯·亚历山大·夸尔斯·范·伍弗德（即亚历克斯），次子名叫伊安·艾德加·布鲁斯·夸尔斯·范·伍弗德。
在同伍弗德的婚姻处于危机的时候，艾拉曾同一名英国男子交往。那名男子名叫约瑟夫·维克多·安东尼·罗斯顿，他就是奥黛丽·赫本的父亲。不过在当时，罗斯顿也尚属有妇之夫。两人的恋情无疾而终。
1926年，艾拉当时24岁，带着两个孩子在巴达维亚生活。而罗斯顿正接受外交部的任命，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工作。两人再次相遇，此时的艾拉已是自由之身。于是，旧情复燃，两人再次交往起来。
罗斯顿比艾拉大11岁，在工作上没什么积极进取的精神。一些传记作家说他是一位银行家，其实是个很平庸的人。但他非常吸引人，因为他外表英俊，性格沉稳，有着一双艾拉认为的天鹅绒般的黑眼睛，蓄着短短的胡须。罗斯顿之所以愿意同艾拉结婚，有着自己的考虑：艾拉有贵族头衔，罗斯顿认为能够从她的头衔当中沾染一些贵族气息；另一方面，他很在乎她的教养，尤为重要的是，她的娘家有着供自己挥霍的家产。
于是，1926年9月7日，罗斯顿离了婚。然后，两人在巴达维亚结了婚。
婚后的生活并不平静。一开始，艾拉认为自己找了个好男人，带他出去很有面子。但她最后发现，罗斯顿只是一个不思进取、性格乖戾的家伙。他无意工作，并且喜欢就政治发表长篇大论。他甚至反过来堵艾拉的嘴，说在如此不安定的环境当中是没办法从事工作的。
艾拉感到非常恼火，她写信向父母抱怨。父母给她的建议是，可以让罗斯顿去伦敦拜访他们的生意伙伴，在那里，或许有人可以给罗斯顿提供工作机会。罗斯顿对此表示赞同。于是，1927年年底，两人离开巴达维亚来到英国伦敦。
但他们并没有在伦敦停留多长时间。罗斯顿认为，年底不是找工作的好时机，应该把找工作的时间推迟到次年2月。在他等待期间，她父亲的一位同事请罗斯顿到比利时的英国保险公司任职。为了让丈夫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1928年3月中旬，她和丈夫启程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2
布鲁塞尔环境美丽优雅，所有树木和草坪都修剪得非常整齐，到处都是餐馆、乳品店、面包房、茶室，甚至还有刚刚兴起的自助餐馆。除了环境优雅之外，布鲁塞尔还号称一座音乐城市。当时，布鲁塞尔有一座刚刚建成的艺术馆，里面的大厅可容纳2200人。许多音乐家都是布鲁塞尔的常客，如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荷兰指挥家门格尔伯格和奥地利指挥家克莱伯等。
布鲁塞尔人非常重视报纸，他们很在意报纸的品质和形式感，尽善尽美地安排报纸从文字到版面的每一个环节。在布鲁塞尔，人们很难接受报纸版面上出现印刷错误。
赫本就降生在了这样一座充满艺术氛围，又非常严谨的城市。她刚出生六周，就得了百日咳，并且差点因此夭折。能有后来魅力四射的她，完全归功于她的母亲。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母亲发现她得了这种病，并没有带她去看医生，而是在家里祈求上帝的帮助。到了后来，她终于发现这种做法不起作用：小奥黛丽的病情不断加重，剧烈咳嗽几次之后，连呼吸也停止了。多年后，奥黛丽问母亲自己是怎样活过来的，母亲给出的回答是：“你当时已经停止了呼吸，身体也慢慢变成紫色，情急之中，我不断地拍打你的屁股，奇迹出现了，你又活了过来。”奥黛丽对这段经历感到惊奇，她曾对儿子肖恩说：“将来我如果写自传，会这样开头：1929年5月4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来到世间……六周之后，我又离开。”
这一经历影响了奥黛丽终身。她的儿子肖恩在给母亲写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身上所有沉重的枷锁，有时会因为一次濒死的体验而瞬间解除。那时，我们突然明白怎样的付出才是值得的，怎样的付出不会起作用。母亲对幼年濒死的体验已经没有印象，但她牢记着外祖母的讲述。她性格天生内敛，这些经历让她变得更加谦逊。我想，母亲一生都保持温和、善良、恭敬和节俭，原因就在于此。”
7月18日，奥黛丽的父母在英国驻布鲁塞尔领事馆为她办了出生证明。按照法律的规定，她从属于父亲的英国国籍。她一生拿的都是英国护照。出生证明上登记的婴儿出生地是布鲁塞尔市东南伊克塞勒区基耶维街48号，登记的姓名是奥黛丽·凯瑟琳·罗斯顿。
可以看出，在一开始，奥黛丽的名字里并没有赫本，之所以叫奥黛丽·赫本，是因为她父亲的缘故。罗斯顿的祖先有姓赫本的，根据他的说法，他曾有一个不一般的祖先，就是苏格兰玛丽女王的第三任丈夫詹姆斯·赫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最后一个姓赫本的亲戚也去世了，为了赶时髦，他把“赫本”加入了自己的姓氏当中，这才有了奥黛丽·赫本的名字。“赫本”这个姓氏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
儿时的奥黛丽有些微胖，这是她爱吃的习惯造成的。她曾经开玩笑说，自己喝掉的牛奶超过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的总和。这种肥胖也给她带来严重的不便。她当时正梦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粗壮的胳臂和膝盖无疑是一名芭蕾舞演员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她在当时变得有些不愿意和人接近，甚至接近孤僻。
此外，奥黛丽生性腼腆，在大人眼里是典型的乖孩子。但她也非常活泼，经常和两个哥哥去爬树，把母亲的话当耳边风。她喜欢和小鸟、小猫、小狗等小动物待在一起，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她喜欢阅读，尤其喜欢阅读儿童文学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如《丛林故事》《吉姆》等。不过，当她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为奋斗目标时，她崇拜的对象开始变了，她开始崇拜著名的“芭蕾女皇”安娜·巴普洛娃，以及芭蕾舞演员瓦·强·尼任斯等人。
奥黛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仆人，将对方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到了五岁的时候，她和两个哥哥在一起的时间开始变得非常少，因为他们被送去住校了。她的相貌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头发和眼睛都是棕色的，这让她看上去有些像东方女孩。她具备父母的贵族气质，高雅而优美。
奥黛丽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极强的艺术天分。母亲艾拉经常用留声机播放当时著名管弦乐队演奏的经典名曲，每当这时候，小奥黛丽总会聚精会神地倾听，露出一副陶醉的表情。巴赫和贝多芬这些伟大的作曲家谱写的交响乐，都在奥黛丽喜欢的音乐之列。如果一定要探寻她喜欢音乐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布鲁塞尔具备一种艺术氛围。布鲁塞尔的人们总是带有一丝彬彬有礼而浪漫的气息。每年，布鲁塞尔都要举行国际音乐节、假面舞会以及音乐戏剧表演节。艾拉之所以从小就对奥黛丽管教严格，并且对她寄予很大的希望，或许正是因为奥黛丽对艺术表现出来的热爱。也有可能的是，从这种热爱当中，艾拉看到了自己艺术梦的延续。
3
在以后的日子里，罗斯顿逐渐把自己懒散、乖戾的本性暴露出来，艾拉越来越无法忍受。罗斯顿原本就是一个冒险家，根本没打算工作。
结婚一年后，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严重。金钱、罗斯顿的懒散，以及他对两个孩子的冷漠态度，成为两人经常争吵的原因。
奥黛丽两个哥哥在的时候，父母吵架还不算多，但当他们住校之后，父母的争吵让奥黛丽有些不能忍受了。看到父母吃晚餐的时候谁也不搭理谁，奥黛丽感到非常困惑。家里紧张的气氛经常使她躲在暗处哭泣。她没有勇气当着父母的面哭，因为那样必定会被指责。而对于自身婚姻的问题，父母也自然不会告诉奥黛丽。
罗斯顿算不上疼爱女儿的人。他每次回家，崇拜他的奥黛丽总会欢喜地跑过去迎接，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浓烈的爱。
艾拉教奥黛丽读书写字、画画、音乐，奥黛丽很希望学会这些好在父亲面前表现，但罗斯顿对此不感兴趣。和其他女孩一样，奥黛丽加倍努力，希望改变父亲对自己的冷漠态度，得到父亲的疼爱和认可。但她并没有达到目的。多年以后奥黛丽才知道，她父亲其实是一个有着情感交流障碍的人。
罗斯顿倾向右派的政治观点，是贯穿两个人婚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起初，比利时是一个安宁的国度。但在1929年，这一状况结束了。那一年，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使得全球经济都出现了衰退。其间，比利时政府担任公职的极端主义分子、支持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受德国影响的国家社会党人数量激增。到了1934年，情况呈现出新局面，比利时已经没有哪个政府单位没有法西斯党人。这些人固然还没有掌控政府，但是造成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巨大。罗斯顿也是法西斯主义者当中的一员。
当时，英国的法西斯联盟由奥斯瓦尔德·莫斯利领导。奥黛丽的父母帮这个联盟筹款、招揽人才。1935年春天，在莫斯利一干人等的陪同下，两人在慕尼黑和希特勒一起吃过午餐。需要指出的是，艾拉参与此事完全是因为丈夫。
自此之后，罗斯顿开始更加疏远妻女。他再也不操心产业，完全依赖妻子生活，变得沉默寡言、神情忧郁，并且歧视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有色”人种。罗斯顿对艾拉和奥黛丽的极端冷漠，严重影响了奥黛丽的性情。多年之后奥黛丽回忆，说：“我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喜怒无常，喜欢一个人待着，渴望被了解的人。”
1935年5月底，罗斯顿做出了一项更疯狂的举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收拾好自己的衣物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奥黛丽后来说：“我对父亲抱有一种崇拜之情，他的离开让我非常伤心……也让我们觉得很不安。或许，我一生都会受这件事情的影响。”1989年，奥黛丽接受采访时又说：“在我的一生当中，父亲的不告而别是一件最悲伤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的反应，她泪流满面，我感到非常害怕，觉得世界已经崩塌。”父亲的不告而别对奥黛丽造成了永远的伤痕，根据肖恩的说法，奥黛丽最后摆脱被父亲抛弃和三次怀孕失败的阴影，已经是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身份访问非洲一些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之时。她曾经告诉肖恩，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当看到别人依偎在父亲怀里，心里总有一种悲痛的失落感。
肖恩认为，奥黛丽的父亲抛弃妻女离去，是奥黛丽心里永远的伤口。奥黛丽一生都不相信会有永恒的爱。他曾听奥黛丽说过，她对情感有着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对别人为自己付出的情感非常感恩。这也印证了奥黛丽后来自己说的话：“我和其他人的关系因为父亲的离去受到了影响，我在恋爱和结婚的时候，总担心对方会离我而去。”
从那以后，奥黛丽见到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直到奥黛丽成年后，父女俩的正式见面已经是1959年，地点是都柏林。这次会面完全是奥黛丽的丈夫梅尔·费勒的功劳。同奥黛丽结婚之后，梅尔经常听她谈起自己的父亲。于是，他就通过红十字会寻找罗斯顿。他认为，对于奥黛丽来说，父亲的不辞而别仍然是一块巨大的心病（事实证明他的感觉非常正确）。终于，红十字会传来消息，罗斯顿正在爱尔兰。接到消息后，梅尔立即给罗斯顿打电话，罗斯顿接到电话之后，一下明白了对方是谁。这并不奇怪，罗斯顿固然和赫本相距很远，但早已通过报纸对女儿的生活和职业有所了解。在电话里，梅尔向罗斯顿表示，他应该和女儿见上一面，或许可以消除父女因多年分开而产生的隔阂。罗斯顿答应了，并在电话里定下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都柏林谢尔伯恩酒店大堂。
见面并不令人愉快。当奥黛丽偕同梅尔见到罗斯顿的时候，罗斯顿只是站在那里，他面容显得有些苍老，身上穿着一件看上去有些破旧的大衣，但仍然不失风度，脸上神情骄傲。奥黛丽几乎一眼就认出了他。而他只是像雕塑一样站在那里，既没有走过来也没有张开双臂。或许是因为分别的时间太长，亲情已经无法自然流露。最后还是奥黛丽主动走上前，拥抱了父亲。那一瞬间，她本能地原谅了他。接下来，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餐，度过了一下午的时间。为了能让奥黛丽有机会和父亲单独聊天，梅尔找了个借口离开。梅尔回来的时候，大堂里只剩下奥黛丽。当她看到梅尔，只轻轻地说了一句：“回家吧！”
此后，奥黛丽一直为父亲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身为女儿，她坚定地承担了赡养父亲的义务，即便父亲以往并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她一生都坚守的原则是：一个人应该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论有着怎样的遭遇。
奥黛丽最后一次见罗斯顿是在罗斯顿病危的时候，陪她一起去的是她的心灵伴侣罗伯特。在那个时候，罗斯顿已经没有了清醒意识，只是不停地畅谈着自己的马。他曾经对罗伯特说，奥黛丽对他非常重要，他很后悔没能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但他一直都为奥黛丽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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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黛丽的演艺生涯中，艾拉起到的作用无可替代。
整体而言，艾拉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尽管接受的是贵族教育，她却能适应生活当中的困境，而她的女儿也继承了这一特质。艾拉非常清楚，不论走到哪里，自己都应该适应环境。当奥黛丽在伦敦读书时，她允许罗斯顿探望女儿，她认为，这样的做法对女儿是有好处的。她会为了女儿的一场芭蕾舞演出亲自请裁缝做服装。“为了能让我表现完美，母亲特意请裁缝为我做了一件绸布长洋装。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这件事。那件洋装裙裾可以触到地面，走起路来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我还从来没有过长洋装。”
婚姻的失败似乎并没有影响艾拉。但奥黛丽不这样看，她后来认为，母亲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与第二任丈夫情感的破裂，对母亲的伤害极大。艾拉其实很难不受影响，因为同上文说过的那样，罗斯顿同艾拉结合原本就是因为她的背景和教养，以及她娘家丰厚的家业。
艾拉固然同罗斯顿一样，对奥黛丽展现不出太多的情感，但她却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对待女儿严肃，永远把女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可否认，艾拉和罗斯顿都有着严肃、孤僻、挑剔的个性，但同罗斯顿的漠不关心不同，艾拉为奥黛丽付出了很多。她努力工作，让奥黛丽读书，培养奥黛丽的兴趣。奥黛丽后来说：“母亲疼爱我，只是她不习惯表达……出于现实的逼迫，慈母不得不化身成为严父。”
伦纳德·盖许是奥黛丽后来拍摄的电影《甜姐儿》的编剧。艾拉在奥黛丽拍摄《甜姐儿》期间，曾去拍摄地巴黎探过班。在那里，她同盖许一起喝过酒，并成了好朋友。通过对艾拉的观察，盖许认为：“艾拉和女儿一样很幽默。遗憾的是，她们母女在一起的时候做不到这一点。我对艾拉是非常欣赏的，但是奥黛丽并没有那么喜欢她。艾拉是一位严厉的母亲，只要说起奥黛丽，她就会换成另外一副脸色。她喜欢批评奥黛丽的所作所为，同时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女爵的身份。她同奥黛丽其实都有点儿天真。但奥黛丽并不知道自己同母亲其实非常像。”
盖许还表示，艾拉也认为女儿是很出色的演员，但她没办法亲口告诉女儿这个看法。奥黛丽曾跟他说从来没有感受到母爱，但他认为艾拉其实是非常爱奥黛丽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人有时候无法直接对所爱的对象表达爱意。
艾拉对奥黛丽的确很严格，奥黛丽后来回忆说：“在很小的时候，母亲总是告诉我，如果要让别人注意到你，一定要懂礼数，永远不要有失体面。我听到母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要准时’，‘要为别人着想’，‘不要总是说自己，这世界上不止你一个人，你没什么了不起’。”
由于父亲不辞而别，奥黛丽把少数母亲允许她交往的友谊也断绝了。这既是因为感到羞耻，也因为难过和迷惑，以及一种每个父母离异的孩子都会产生的罪恶感：这个结果是否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造成的；是否是因为自己根本不值得爱？不是这样，艾拉向奥黛丽保证，绝对不是这样。
为了造就女儿，艾拉后来做过公寓管理员工作。当时艾拉已经47岁，但是却整天做着整理垃圾、洗刷楼梯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她也做过旅馆花商、职员、装潢师、保姆。在女儿成名之后，她经常给女儿提供意见，当女儿的参谋。
1984年8月，在经过奥黛丽和看护人十年的悉心照料之后，艾拉去世了。奥黛丽后来说：“如果不是母亲，我一定会迷失。一直以来，她都和我彼此了解，可以说，她是我的良心。她的情感并不丰富，甚至有些时候让我觉得她非常冷漠，但我知道她心里很爱我。让人悲伤的是，我从父亲那里一直无法得到这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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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艾拉决定送奥黛丽去英国住校。艾拉这样做，一方面是她认同当时人们的看法，让六岁的孩子去住校是有好处的，可以让孩子拥有一个成熟的性格；另一方面，她认为英国乡下的环境要好于混乱的荷兰环境，因为荷兰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些人必须去德国讨生活，如果不去，将会被削减失业救济福利，甚至从1934年开始，荷兰就出现过多次暴动，并且还采取了一些不利的措施。就这样，奥黛丽开始了在英国肯特郡一所贵族学校的住校生涯，从1935年一直持续到1938年。
在这期间，罗斯顿希望能偶尔看看奥黛丽，艾拉答应了他。艾拉这样做有着自己的考虑，她认为如果罗斯顿能偶尔去学校看奥黛丽，对奥黛丽的身心是有帮助的。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奥黛丽四年的求学生涯中，罗斯顿来看她的时间只有四次。奥黛丽后来说：“那时我如果能够经常看到他，一定能够感受到他爱我，一定会认为自己也有父亲关心。”
罗斯顿的确经常到肯特郡，但他去那里不是为了看奥黛丽，而是为了和一名老朋友——阿瑟·泰斯特见面。这个人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他的任务是把纳粹的宣传品从德国带到英国的莫斯利总部。莫斯利是一名英国的极右分子，也是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创立者。有历史学家考证，泰斯特的伙伴就是罗斯顿。
身处陌生的环境当中，面对陌生的人，奥黛丽只能努力去适应。刚进入学校的那段时间，奥黛丽的英语说得非常烂，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这让有着一头棕色头发的她在同学当中感到很不适应，感觉自己成了同学们眼中的怪物。她原本就内向，这一下让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每当感到委屈时，她不和任何人说，只是一个人暗自流泪。那时她长得有些胖，个子也非常矮，因而有些自卑。但她又喜欢吃巧克力，并且保持着这一爱好。在这四年时间里，奥黛丽过得很没安全感，正如她后来回忆时所说的：“那时我非常害怕，但如果要培养独立性，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
在学习方面，奥黛丽偏科很严重，她喜欢历史、神话和天文学，讨厌与算术有关的一切科目。她喜欢同学和老师，但不喜欢在教室里学习的过程。待在学校对她来说是非常无聊的事情，只要上完课，她就会感到松了一口气。不过，她非常喜欢上芭蕾舞老师的课。她对芭蕾舞的热情远超其他学生。经过刻苦训练，她很快便掌握了芭蕾舞的全部基本步法、动作和姿势。1939年5月4日，奥黛丽迎来了她十岁的生日。这一天，艾拉去学校探望了奥黛丽，她发现女儿正在参加舞蹈彩排，老师和同学都热情地喝彩，奥黛丽则是一脸抑制不住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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